在名家林立、众若繁星的中国现代文坛上，郁达夫总是一个异数。超乎一流的文学禀赋与创造力，颠沛流离的不幸人生，妻离子丧的悲酸家事，生前闻名、身后却异样的落寞寂寥，通通会聚于他的一身，令人慨叹不置。翻开他的书册，不甚高大的颀长而瘦削的身材，嘴角唇边微微漾起的浅笑，齐整中略带蓬乱的短发，已然将他的形象分明地勾勒出来，可是他的思想、他为家国忧为民族存亡而矢志奋争的不屈气节，以及脍炙人口的诸多名篇佳作，却值得今人反复咀嚼回味，兼以作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。
　　“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，本质的清教徒。”郭沫若引李初梨的话来评价郁达夫，实在恰切不过。他曾对徐志摩说过：“我不是战士，只是一个作家”。实则，貌似颓唐派的郁达夫，时常引文天祥、陆秀夫为心仪的前贤，他非但是一个作家，更是一名战场上勇于驱遣自己的不折不扣的战士。
　　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郁达夫殉国六十周年，明年又是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。时光流转已一甲子，谈一谈曾经的郁达夫，他的人和事，总是有一定必要的罢。
　　
　　诗文小说且排座
　　与郁达夫同龄的刘海粟在《漫论郁达夫》中说，“达夫无意作诗人，讲到他的文学成就，我认为诗词第一，散文第二，小说第三，评论文章第四。”予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揄扬备至，以为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，足与鲁迅、田汉鼎足而三立。洵为的论。
　　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植根于黄仲则、龚定庵，更远接宋人，七言无论律诗绝句，凡有作皆风味醇厚，遒劲中饶具妩媚之气韵，意境宽厚博大、雄浑瑰丽，虽时时处处有愁怨二字在，譬如“薄寒天气秋刚半，病酒情怀月正中”、“相逢仍在水边楼，不诉欢娱欲诉愁”一类，袒露的虽是自家心境，推广放射开去，更可见对家国社稷的一片忠心寄托。郁达夫的诗，既具中国古典诗歌之神韵，也不乏感时忧怀的具备浓郁生活气息的佳作。即以《毁家诗纪》诗十九首词一阕来说，虽满溢着怨尤激愤的情绪，不过静心读来，分明可见宋人的心迹。饶是如此，我以为坐得上他文章著述中头把交椅的，却还是他的散文与游记一类的闲笔文章。
　　他的散文，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个性，率真坦荡的剖白、自然流露的抒情，入微的心理描写，精彩的艺文短章，写景记人、讲述一己苦闷愁虑的心事，宛如行云流水，笔致中毫无阻滞停留，汩汩泻出，《回忆鲁迅》、《悼胞兄曼陀》、《还乡记》、《记风雨茅庐》，无不描摹生动，譬如，“雁荡山中的秋月！天柱峰头的月亮，我想就是今天明天，一处也不游，便尔回去，也尽可以交代得过去，说一声‘不虚此行’了，另外还更希望什么呢？”（《雁荡山的秋月》）“秋天，这北国的秋天，若留得住的话，我愿意把生命的三分之二折去，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。”（《故都的秋》）那明亮清澈的山中秋月，那肃穆萧飒的晚秋意境，令人印象深邃，挥之不去，读后全身都有舒爽淋漓之感，真不得不佩服他笔致的高妙轻灵。
　　与散文游记并为郁达夫文学创作双峰的，无疑是小说了。开山力作《沉沦》、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自可不必去说，单就篇幅极简、以黄仲则为题材的《采石矶》为例，在这部小说中，郁达夫将黄仲则与洪稚存分别比附为自己和郭沫若，将为提督学政朱笥河奉作上宾的大考据家戴东原，影射当时红极一时的胡适博士，春秋笔法一望可知，昭示出他超绝的创造力。
　　一九三八年末，为避战乱，郁达夫携眷到新加坡，主持《星洲日报》副刊的编务，在远离祖国“万里投荒”的海外战场上，“站在摇晃的擂台上和一群打手去拼搏”，他写了大量的政论、杂文与文艺杂论，孤军奋战、以笔为刀，激发华侨爱国抗日的情绪与行动，于抗战文艺的推进有着莫大的助益。
　　总而论之，郁达夫的诗文著述不独高产丰厚，更具浓郁的文士情致，兼带深刻的感悟与思想，诚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员猛将，庶几可方之为帅才也。
　　
　　梦中情事太荒唐
　　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的午后，晴暖如小阳春的时节，在上海尚贤里好友孙百刚的寓所中，郁达夫邂逅了他五百年前的风流债主——寄寓在孙家的杭州小姐王映霞。一见倾心，畅谈之后意犹未尽，还邀约了孙百刚夫妇与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饭，前前后后显得异常的兴奋豪爽、周到细致，可谓备极殷勤。要知道，此时的达夫已然魂魄不在，早为伊人痴狂了。在当晚的日记中他作了如实“招供”，“中午我请客，请她们痛饮了一场，我也醉了，醉了，啊啊，可爱的映霞，我在这里想她，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？”痴迷狂乱，一表无遗。
　　此后，频频地往还孙寓邀约与王见面，更似中了魔魇一般，屡屡发信吐诉爱慕，经历了一番战战兢兢、近乎绝望的守候之后，他的心愿终得顺遂，才子抱得美人归，造就了文坛上一段难得的佳话。之后的数年间，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，承袭着钱牧斋柳如是的风流余韵，在极一时山水名胜的杭州及浙东一带，着实过了一阵逍遥适意，堪比天仙的好日子。
　　惜乎胜地不常，盛筵难再。一九三六年初，伴随着战乱的炮火和日寇的铁蹄来袭，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，南下赴闽一游，并为任命为省政府参议。当年春天移居杭州后，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暧昧情事，也渐次浮上了水面，郁王之间生出了口角龌龊，后经杭州市市长周企虞等居间调停，夫妇双方达成《协议书》和解，暂时性地规避了家难。身为受辱的一方，郁达夫自然不能甘心情愿，开始酝酿组诗《毁家诗纪》的写作，一抒胸中的愤懑与愁怨。三年之后，全诗成，并发布于香港《大风》创刊一周年特大号上，大有使天下人共知之、同讨之的大气概。《毁家诗纪》的发布，拉启了郁王婚姻分崩离析的序幕，敲响了这对旷世怨侣分道扬镳的钟声，也为郁达夫最终的去国远游、命丧异邦埋下了伏笔。
　　《毁家诗纪》一出，四方哗然。“寒风阵阵雨潇潇，千里行人去路遥。不是有家归未得，鸣鸠已占凤凰巢。”鸠占凤巢，心情之痛恨剀切不难窥见。在《金丝雀》诗五首中的一首里，他另写道，“白日相思觉梦长，梦中情事太荒唐。早知骨里藏红豆，悔驾天风出帝乡”，大有悔不当初的自责情绪在。只是，回首当时已枉然。
　　对于郁王的婚变，世人各有说法。郭沫若与曹聚仁的看法似趋一致，是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。“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，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。自我暴露，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。别人是‘家丑不可外扬’而他偏偏要外扬，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，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‘家丑’。公平地说，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。”郭沫若的看法还算客观实在。曹聚仁的观点甚或就带有些许的幸灾乐祸了，他转引易君左的话说，“但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，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。……假如几百年前，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密，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？”“仿佛达夫之做‘乌龟’，乃是命定了的呢！”
　　曹聚仁的这一观点颇有些令人费解，且不说郁达夫将《毁家诗纪》刊发于《大风》是否属“粗糙恶劣”的举动（况且这也正是他本真率性的一面，勇于剖白自己给世人，是否“家丑”，在他是不计的），单单说郁王之间，究竟是谁令谁难堪？王映霞果真冰清玉洁、一尘不少染的话，空穴又从何处来风？郁达夫又从何捕风捉影，闹得子散妻离？她和许绍棣之间果真就是分分明明、毫无瓜葛，真是外界中伤了她？内中因由不须多论，恐怕是“地球人都知道”的罢。
　　戚君宜在《大师与校花》一文中，认为“毁家” 完全是由于王映霞的“红杏出墙”，愚见以为其分析公允恰当。世人总以为郁达夫是颓废派的典型代表，如同他小说中的诸多主人公一般，是自虐倾向明显的人，是神经质的疯子，行为乖张怪僻，说得更坏一些，近乎狭邪阴鸷，而寄予王映霞这一表面上的弱女子以相当的同情和体恤，不能不说是一大曲解。郁王婚姻的悲剧并最终导致双方感情的决裂，郁达夫《毁家诗纪》的公开发布，诚然起了近乎核裂变的至大作用，且直接致使双方撕破面皮，由曩昔热恋的情侣转为陌路的仇人，但我们不可忘记，是王映霞“举动粗糙恶劣”“红杏出墙”在前，才有郁达夫“暴露成性”“屡屡不休的‘宣扬家丑’”在后，因果先后的次序不可颠倒错乱，否则，便是图了一时的口舌之快，厚诬了前人先辈。
　　王映霞的不幸之处，不在于《毁家诗纪》的令她难堪，在于她遇着了郁达夫。她若遇见了旁人，那人遇见了这一类令他蒙羞之事，碍于夫妻名分，或许就甘愿做了“乌龟”，缄口默不作声了，可是她却遇见了郁达夫，一个所谓的带有些神经质的“疯子”诗人。于是，一场开局在意料之中而结尾却逸出想像之外的好戏登台了。这，或许倒是曹聚仁们所乐见并很高兴引为谈助的。闲话到了这里，真不免要为达夫一叹。
　　
　　郁达夫与黄仲则
　　郁达夫写作旧诗，最初引领他登堂入室的，是他所服膺倾倒的清代诗人黄仲则。在由富阳乡下转到杭州中学的第一年，他不过十三四岁的少年，某天去旧书铺闲逛的时候，忍受不过店员的白眼相向，一气之下买了黄仲则的《两当轩集》。
　　“把那全集细读了两遍之后，觉得感动得我最深的，于许多啼饥号寒的诗句之外，还是他的那种落落寡合的态度，和他那一生潦倒后的短命的死。”在《关于黄仲则》一文中，郁达夫这样描述黄之诗文给他带来的感触。阅读黄仲则，使他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，乃至日后的行止作为，都受到了黄仲则潜藏的影响。将这一今一古两个人物作类比的话，可发现诸多的共通点。
　　一致的壮年早逝、著述高产，同样的行迹颠沛，都是肺病患者，生前的潦倒和身后的萧条也惊人地相似，诗词又一律语语沉痛、字字辛酸，勇于戟指社会的阴暗一面，终了，又一样客死异乡，郁达夫或竟是黄仲则一百五十年后的人物翻版！
　　一九二二年十一月，郁达夫以黄仲则为主人公，创作了名噪一时的短篇小说《采石矶》，就胡适嘲笑他及其余的创造社成员“浅薄无聊而不自觉”作了还击，一浇胸中的块垒。那长身玉立的黄仲则，穷困潦倒的黄二尹，予郁达夫以梦一般的沉醉，使他酣睡，使他梦寐。《采石矶》中，黄仲则与洪稚存，不由得让人想起纳兰性德与吴兆骞，这样纯真不渝的友谊，真堪谓文士间相互爱重的难得佳话！
　　一士之身，玉成终始，由郁达夫在南洋惨遭杀戮、以身殉国的那一幕悲剧，联想黄仲则的抱痛而逾太行、客死在黄河东岸，唏嘘之余，也只有徒唤“天妒英才、奈何奈何”了。
　　
　　古人云“道德文章”，今人又说“德艺双馨”，如若从这两方面来衡量评价郁达夫的话，他都能坦然笑对，胜任愉快。在他面前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，“要榨出自己皮袍下面的小来”。他的道德文章，在颠沛流离的战乱岁月中读之，令人精神振奋，平添勇猛威风与勃勃不息的生机活力，即便目下身在和平时代，我们来重温他的著作，小到个人人格魅力的修炼提升，大到警醒世人，培养一己的家国情怀，都有积极而实际的意义。如果单单着眼于他的所谓哀艳情事，计较他的文人无行，津津乐道而不及其余，那么我们真可以说，“你们这些人，真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！”